請不要無情的犧牲我們！

文／周新才

4年前，公眾熱烈討論華文報業股權的課題，鬧得沸沸揚揚。某新進檳州反對黨領袖在新聞發佈會和《南洋商報》記者爭論，一方堅持為了華文報業不被人壟斷，犧牲該報所有職員的飯碗在所不惜，另一方則認為應該給該報和眾多職員一條生路，任何無情對待華文報和文化工作者的行為都不可取。

我當時冷眼旁觀，覺得很不自在，不過並沒有插嘴。後來我成為一名聆聽者，聽《南洋商報》記者大罵別人無情無義。現在回想這事，心裡的感慨仍揮之不去。

我曾經是《南洋商報》的一份子，雖然僅僅是1年的“專任記者”和1年的廣告招徠員。那是14年前的事，我有幸享受華文報第一大報的福利。《南洋商報》近幾年在大馬華文報業的排名退居最後第二，怎不叫我們這些“老南洋”無限唏噓！

我認為，《南洋商報》之有今天，杯葛它的華社人士“居功不少”。正當它的頹勢到了難以挽救之際，全體職員擬定了翻身大計，正準備發奮圖強，卻面對華社可能導致的第二輪扼殺。

世事難料，《南洋商報》會盛極而衰，比我意料中的來得更快和更早。我在辭職信中明確的向館方反映一些情況，不到3年的時間，這封一名廣告招徠員的辭職信，被館方拿來檢討。它的一名前副總編輯是我青梅竹馬的老朋友，向我透露了許多內幕消息。

我和這名老朋友同是前《星檳日報》的同事，他老早就跳槽《南洋商報》總社當經濟新聞記者。《星檳日報》停刊之後，我和其他同事一起開辦了《光明日報》，由於向華社籌來的辦報資金不足，我們這些在減薪、欠薪和挨窮的“老光明”，只好把報館連帶巨額債務，送給了協助我們申請到華文報出版執照的民政黨，後來這份報紙才輾轉落入我現在的老板張曉卿手中。

我們這些失去飯碗的前《星檳日報》職員，曾經渡過的辛酸日子，和經歷過的炎涼世態，一輩子也不會忘記。當年的《南洋商報》不讓我們當它正式的記者，我從來沒有怪它，它總算收容了我和其他同事。

我倒是怪華社的一些人無情無義，更討厭某些人假清高。當年《光明日報》需要超過100萬令吉來開辦，我們籌到的不到100萬。其中很多出資的，是響應當時的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號召的民政黨人士，我得到的1萬令吉便是這類款項。早年的報館不乏前社陣人士，他們的同志也為我們出了不少錢。不過，許多過去新聞工作上認識的朋友、商家和各行各業人士，連最基本的1千股單位1千令吉也不肯拿出來。

只要多一些資本，大馬華社首份，或許是全世界首份由落難職工創辦的報章，可能成為世界報業史上的奇蹟。而，我和其他同事也不會“流落”到《南洋商報》。

可惜事與願違，那些罵張曉卿的社會人士，當年他們看到《光明日報》的需要，聽到後來開辦的新《星檳日報》的呼求，還有看到近20年來《建國日報》、《通報》（後期稱《新通報》）、《新晚報》、《新明日報》一間接著一間的消失，以及《星洲日報》一度瀕臨關閉，他們是否伸出援手？

我們不要華而不實的口號，也不要不實際的假動作，只要你們知道，華文報是大馬華人珍貴的文化產業，而我們這些文化人，也曾經為這個文化沙漠作出貢獻，請不要無情的犧牲我們！

（刊於2006年11月2日《星洲日報》．《大北馬》第六版．〈筆筆皆是〉；2006年11月4日《星洲日報》第三版〈溝通平台〉）